它将数学与军事科学“联姻”,使军事研究有了精确“数字标尺”,从而对未来作战行动、作战过程以及武器装备性能等能够科学描述,成为现代战争的“庙算”利器。
它向人们打开了新型“战争设计学”大门,通过客观严密的数学推演,可研究预测未来战争发展趋势和特征规律,从而运筹帷幄制胜于未来信息化战场。
“度量衡”精准评估战斗力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英国工程师兰彻斯特为给评估炮兵射击效果搭建“科学平台”,用常微分方程组描述作战双方的兵力消耗过程,建立起作战解析数学模型,后来发展成为兰彻斯特战斗理论,从而打下了火力运用理论的数学研究基础,该项成果为现代军事研究发展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。
图一 曼彻斯特模型
过去,许多军事指挥员开展军事研究时,往往“靠感觉吃饭”“凭经验办事”,战术战法和军事理论研究难以实现从“概略”到“具体”、从“表面”到“内部”、从“定性”到“定量”转变,还没有步入现代军事研究科学化的“殿堂”,军事建模作为“船”与“桥”,为实现这一科学手段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盟国军队运用数学方法解决了雷达探测飞机及与火炮的协调、商船安装防空炮、深水炸弹攻击潜艇深度、护航运输船队的规模、飞机搜索潜艇的策略、舰船防空转向规则、飞机布雷方式、航空队的轰炸瞄准和弹串长度等一系列作战难题,取得了显着的战果。
图二 舰队
二战太平洋战争初期,美军舰队屡遭日机攻击损失严重。为此,美军急调大批数学家对大批案例进行量化分析,决定当舰队遭遇敌机从高空和低空不同方向来袭时,采取急速摆动规避战术,使战舰损失率从62%降到27%。大量数学模型在作战中得到成功运用,印证了苏军将领瓦伊涅夫那句经典之语:“数学计算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,标志着军事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。”如今,现代军事建模科学蓬勃兴起,正在使军事作战问题研究加速走向精确化、科学化。
“实验室”辅助决策预实践
军事建模运用数学方法、计算机仿真等手段进行量化分析,已成为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手段。正如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论:“我们必须努力从正在迅勐发展的技术中获得好处,并获取更大的作战效果。”
翻开近期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纪录,从美军空袭利比亚“外科手术式打击”,到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大规模空袭;从阿富汗战争空中打击,到伊拉克战争的“倒萨”行动等,每场战争之前美军都要先行作战模拟推演,经充分论证后方才付诸实施,即充分运用数学分析、计算机仿真等手段进行定量分析,帮助指挥作战人员判明重大决策和行动方向,使作战指挥行动有了科学的“准星”和“标尺”。
图三 导弹轰炸
据外媒报道,在波黑战乱期间,参战各方因领土划分问题无法达成共识,使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。当各方代表齐聚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谈判时,美军在现场通过军事模型对战争进程进行了“预演”,使各方从战略利益上看到:如果不做一定的让步,是难以获得和平结果的,最终各方签署了“代顿和平协议”,使“战争之船”顺利驶入“和平港湾”。
无独有偶,俄军也十分重视定量分析。他们认为:战役、战术理论的精髓就是“智慧+数学”。如今俄军诸多作战条令和战法都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科学推导、精确计算,得出综合分析结论。据悉,俄军现行的防空理论就是针对敌空袭方法、特点和规律,并经过科学计算反复推导、论证而最终确定的。
“砺剑石” 作战能力倍增器
数学概念的抽象性、精确性和简洁性,有助于提高军事指挥人员的思维控制、思维操作能力;而军事建模对于提升指挥员创造性地应用数学手段、解决军事问题的能力有着独特的作用,因而在外军会刮起一场指挥思维模式转变的“思想风暴”。
图四 海湾战争局部
1991年海湾战争开战前,一道决策难题成为放在美军指挥员面前的“拦路虎”:如果伊拉克把科威特的油井全部烧掉,那么冲天的黑烟或许会引发气温骤降,如果失去控制,则会产生全球性气候变化,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生态和经济后果。对此,五角大楼利用流体力学基本方程以及热量传递方程建立起数学模型,经过仿真模拟得出结论,认为点燃所有油井后果是严重的,但是不至于产生全球性的后果。这一研究成果对美军计划发动海湾战争、制定作战方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未来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,战役结构复杂,武器装备多样,参战力量由诸军兵种共同构成,战争将在陆、海、空、天、电、网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,更加体现了军事建模运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即欲客观准确地把握战局,就要对纷繁复杂的战争因素进行科学掌控,通过军事建模对战争规模和范围、战争发起与进程、战争投入与消耗、作战人员与武器装备数量、打击目标与打击强度以及战争效益和代价等加以科学统筹,从而能够做到战争未起,庙算在先,胜券在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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